1881年的那一場世紀大火，史書上稱，確是吉隆坡發展的分水嶺。時任馬大講師林廷高（Lim Heng Kow）的博士論文說，1873年光復之初，葉亞來從原有12間茅屋重新做起，只用上六年光景，增建400餘間板屋，一舉改變舊有的城市景觀。
蘇丹街和茨廠街，如今乃是葉亞來拓荒和發跡見證的一部分，也是吉隆坡歷史的重要環節。丘偉田先生的〈甲必丹葉亞來產業知多少〉（1996）曾經統計，遠在1880年，葉亞來共有店屋147間。
當中的116間，一大部分都位於這裡，分佈在諧街、茨廠街、古路街、羅爺街、老巴剎廣場街、吉靈街、哥洛士街、巴剎街和古路巷。丘偉田先生逐一點算，葉公當年僅僅屋租收入，每月3千237元。
葉公名下所有建築估值，合銀13萬1,850元，土地總值16萬7,569元，建築和土地合值29萬9,419元。折換今天市價，當以馬幣n億以計；由此可見徵用週遭的土地價值連城。
《吉隆坡2020城市藍圖》（KLSP2020）顯然認可這一點。報告第九章因此據《2005年國家遺產法令》劃出古跡保護特區。《藍圖》9.1節開宗明義，明確地指出：「發展管制和指南需確保古跡保護區內的發展，顧及了現有歷史建築的形式，尺度與特徵。」（Development control and guidelines shall ensure that developments within this area shall exercise care and sympathy to form, scale and character of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sites and buildings.）
《藍圖》9.4節並且標示系列的古跡所在，另外建議造建類似星光大道的城市行人街（urban walks)。9.7節勾畫連貫獨立廣場、中央藝術坊、茨廠街，端姑阿都拉曼街的古跡，當是行人街所宜串連之處。
歷史文化建設微乎其微
以此名單，一一參照了當前遭到聯邦直轄區土地局公告徵用的蘇丹街一帶34家店舖地段，聯想翩翩的耐人尋味之處，自不待言：古跡建築既該保存，何故輕易征之呢？
南中國海兩岸的古跡檔案傷痕纍纍，罄竹難書，直說到底，在這個國家已經不是新聞。80年代華團（高層）領導力主協商，不遺餘力屈服政府征地，一度甚至棄守百年的柔佛古廟，大家想必記憶猶新。
前不久坤成女中四合院的轉眼灰飛煙散，徒讓董事長鍾廷森夫人陳秋霞斯人獨自憔悴，操刀《坤成百年主題曲》開筆第一句借題感傷「四合院的花／正在迎著風微笑」。
夫人好意，董事藐藐，本邦古跡，從點到線從線而面，不斷的沉淪和墮落，何止於此？學者陳耀威、張集強二兄晚近遊走全馬研究，發現層出不窮的前科多著是。但是，我們何曾認認真真從中汲取教訓呢？
國家基建有限公司工程發展部主任祖基菲里（Zulkifli Mohd Yusoff）在與蘇丹街業主對話，所發表的名句，恰好點出了一個馬來西亞的古跡價值觀所在：「發展必定有所犧牲。」
這樣的官調，是耶非耶，站在不同的方位，雙方往往都各有相異的立場和想法。但是，推溯脈絡緣由，一切恍如賴觀福1984年7月8日發表的〈保存歷史文化古跡〉所言：
「我們稍加留意分析一下，就不難發現到無論是聯邦政府，或是州政府的發展計劃，都是偏重於經濟的，對於歷史文化的發展與建設，微乎其微，少之又少。」
130年後的2011年這一場世紀捷運，會是吉隆坡發展的另一回分水嶺嗎？奉經濟之名，奉發展之名，奉犧牲之名，古跡相續讓位，這條街的週遭行將經歷矚目驚心的2.0巨變。征地十人行動委員會得到蔡總稟力相助之後，蘇丹街還是蘇丹街嗎？
擺在天下讀者眼前的，是風起雲湧的翻新、整修和擴建。哪一個夜深時分翁詩傑先生一個人獨自默默走在大街走過尊孔，童年1.0的記憶轉眼蕩然無存；他內心一定有所頓悟：不管內閣將有何議決，古跡猶如昨日的官位，失去就要不回來了。
http://www2.orientaldaily.com.my/fread/27lO0FAa1VN91nwO0Ll0823y2ZCw4e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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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将叶亚来比喻为浪漫剧和悲剧的人物，主要是协助我们更了解这个历史人物的特点。当然，历史人物最终仍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评价。要回归历史，就要根据史料来重构历史，再辅以集体记忆来印证历史。史书上有关叶亚来的奋斗历程以及对吉隆坡发展的贡献已有清楚记载。57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也努力的加强人民对叶亚来的集体记忆。只要有关叶亚来的史料能继续保存下来，民间的集体记忆也能传承下去，叶亚来在吉隆坡的发展史上和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史的地位便不会轻易被动摇。
http://www.mychinesefamilytree.net/ppl/wellknown/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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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p Ah Loy's Administration.
As Kapitan Cina, Yap Ah Loy had the powers of a typical Malay chief, including th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over his followers. He could make laws when deemed necessary, but he did not have the right to collect tax.
He lived in good terms with the Malay communities and their leaders in and around Kuala Lumpur, of which the Dato' Dagang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chiefs.
http://yapahloy.tripod.com/yap_ah_loy's_administr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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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教科書中消失的葉亞來
http://taipei.tzuchi.org.tw/rhythms/magazine/content/67/malaysia.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