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以后中国社会就走上了一元的官本位之路，到文革达到了极致，而后开始快速转化，向商本位转化。
在文革和前文革时期，中国社会中一切都是按照权利进行分配的，金钱的地位很低，钱能够买到的东西很有限，房子都是公房，汽车都是公车，私人要是买了真的很危险。买布不光要钱还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粮要粮票，这些都是按人头分配的，出门要介绍信，上学要户口本，如果没有这些只有钱，就困难多了。
有权之人可以东西南北去走，不用钱，所到之处有人接待，住房按权力分配，生活按级别而定，任何人越级住房越级坐车，都是一种很高的风险。故而人们和钱相比更需要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房子、车子、票子、子女工作、生活待遇、医疗保证……而没权就没有这一切，没权而有钱反而是一种灾难，后果什么样，知道这段历史的，不难判断。所以当时很少有人贪污，把自己打扮得很无私，都去获取政治资本，那种廉洁其实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腐败，而今天有权之人想腐败至少还要先把权力变成金钱，才能腐败。但是今天真正有钱人，很少没有跟权力无关的，真正的商本位还远远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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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歌唱不完，今日的时尚，明日的泛黄；重复的曲调，跑音走板；我口说我声，我手写我心，感人的歌曲是真实的乐章！面对生命历程的激荡，叙述完一切，人生回复“平静”的嗓调，却久久不能自己。 （请路过此地的人，也点击资讯，感激不尽，谢谢！） 欢迎联播
3 条评论:
全文见：
http://news.sina.com.cn/o/2005-07-26/11426531988s.shtml
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否定单一利益主体、单一利益追求的假定，承认各个利益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为此，需要制定一个规则体系，使得在这个规则体系之下，各个利益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与社会的整体利益一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发生矛盾是必然的，指望以道德训导来要求各个利益主体放弃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是根本行不通的，是根本违背市场经济本质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定什么样的规则。而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又告诉我们，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往往取决于由谁来制定规则，以什么方式来制定规则。
在以往的年代里，中国的企业家们遇到利益冲突之类的问题，往往是走官场运作的道路。随着市场经济的一步步推进，原来开阔的空间变得越来越拥挤了，这也就意味着官场运作的成本将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差。于是，才有一些企业家想到了能不能不走官场运作的老路，而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化规范市场经济的新路。
然而，习惯于官场运作而不是习惯于民主化规范的中国企业家们，要想走这样一条新路，除了批评“官本位”之外，还有必要大大提高自身的素质。这首先是取信于民。坦率地说，就目前而言，中国公众对于“商”的信任度还远远抵不上对于“官”的信任度。这里固然有中国公众几千年来留下的积习的问题，但中国企业家自身的问题也是很不小的。
中国的企业家自己或者是他们雇用的文人墨客在各种场合发出的声音。几乎无一例外是给自己吹喇叭抬轿子，指斥别人，不懂得照顾大多数人的感受，更不懂得设身处地的为多数人着想，给人一种“为富不仁”的强烈感受。
不要说什么“工商文明”、以“商本位”来代替“官本位”之类的更大诉求，就是仅仅想用诉诸公众的力量而不是官场运作来解决上述那些电动自行车的“上路权”或奶业保“鲜”之类的问题，恐怕也还需要很多的学习。所以，不走官场运作的道路而走新路的代价也是很高的，这是摆在中国企业家面前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我想很多企业家在试了试新路之后，会知难而退，重新回到官场运作的老路上去，这也是为什么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如此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中国的企业家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说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能够战胜这个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市场经济才能在体制上更上一层楼，实现最后的“毕业”，中华民族作为整体也才能实现最后的飞跃。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能过提高自身的素质，赢得这一挑战，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先从商业纠纷领域起步，最后能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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