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帝国为什么让人惆怅?（转载）

易中天先生新近出版的史学著作《帝国的惆怅》，触动了许多识者的惆怅、愁肠，还有酬唱。奸臣严嵩、混蛋嘉靖、滑头徐阶，陋规、非典型腐败、好制度演变为坏制度……这就是我们一向引以为自豪的帝国？此外，还有历史机遇的错失、体制转型的功败垂成、个人完美道德与历史逻辑的双向错位等等，易中天的发掘意味深长。


与历史发掘的深度相比，易中天先生作品中惯常出现的诸如“粉丝”、“红包”、“鹰派”等等当代语汇，只不过是让人会心一笑的小零碎而已。其着力更多的则在于揭示中国传统社会中，被“政治”扭曲了的“人性”和同样被“人性”扭曲了的“政治”。


历史本身就是曾经进行的政治，现世的政治参与因为风险太大，往往会使一些个体却步，而远远的回望倒是过瘾还能回避风险的法子。这大概也是“历史热”根由之一种吧。不知这样的论断是否武断，但就政治深刻渗透中国社会这一点而言，当没有妄言。


在《非典型腐败》一章中，易中天区分了“典型腐败”和“非典型腐败”两种政治毒瘤的生成，以及传统社会中对待两种腐败的态度。所谓“非典型腐败”，就是看起来不像是腐败，或不被认为是腐败的腐败。在吴思那里，表现为“潜规则”，或者叫“陋规”。而在易中天看来，实际形态则复杂、多样得多。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中国社会，实在是形形色色的“非典型腐败”生成的良好土壤，从古代的“陋规”一直绵延到当代的“红包”，“非典型腐败”非但没有绝迹，反而越来越呈现出各种花色品种。


是没有治理么？按照易中天的考察，中国的监察、监督制度堪称世界最早的，历朝历代的反腐败也是形成了明确制度的，但“制度并不能保证一切”。易中天指出，一个社会，当“权力的赎买已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时，非典型腐败就会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所以，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不能让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能让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进行权力的赎买，不能让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际交往也具有了权力赎买的性质。


这样的论说，比起那些成天呼吁建立制度、制订法律的大人先生们来，不知要“峭直刻深”几多！毕竟，“再好的制度也是‘术’，不是‘道’。”是需要人来操作的。上个世纪50年代，学者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批评道：“有些西方的汉学家时常把‘民族国家’兴起以后才发生的诸种‘现代观念’强加于传统中国，这在现代史学上叫做‘现时观念’。”只是，这么多年来，此类似是而非的汉学家的东方传人并未绝迹，一度，还以很现代的面貌对当代人施加影响。


当然，把讨论拉回到“国民性”、“分散权力”这样的原生性问题上，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努力都不做了，实在因为这的确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易中天先生曾详细考察过美国立国之初政治制度确立的过程，当什么明了大洋彼岸那个国度“分权”传统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国民性，同样，中国这些年来民主科学精神的引进，市民社会的一点点生成，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国民性。
就此我认为，老大帝国的“惆怅”在这里，而改变“惆怅”的希望同样在这里。


历史总是让人惦记———这是易中天先生书稿“后记”的题目，而事实上，我们更惦记穿透历史迷沼的现实意义。最切近的，比如我们就非常非常希望解决收受“红包”问题，买官卖官问题，中央、地方权属分配问题等等等等。历史可能不会给出答案，但可以提供一种镜鉴、一次提醒，乃至一声叹息。

http://yzdsb.hebnews.cn/20060306/ca591027.htm
专栏主持 涂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