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潘永强说受政治任命者离开无关言论自由。但我们回头看,资源的分配是不是自由?抑或者说,在电台的就职者是不是等同“政治任命”,这些我们必须先区隔。
或许,潘永强会认为党营企业等同党的直属机构,如果问题真是这样蔡细历作为政党的最高领导者,他却有必要一再澄清?事实的背后经常有显著与隐藏的部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述,正突出是市场主导媒体,而非媒体主导市场,再简单的说是听众提供媒体商机,而非媒体主宰自己的定向。
依据,以上的问题矛盾。
我拟出几点,(一)市场是不是被垄断?(二)如果政治任命者离开无关言论自由,没有资源的分配的自由,难道真的与言论自由没有直接的关系?(三)任何党营的企业自身利益是必须依据自身生存的利基点,还是党营的企业就必须背负政治想法的贯彻?
(一)市场是不是被垄断?
单纯从媒体市场是被选择及支配,说政治任命者离开无关言论自由是冷面话。因为再怎样理论的背后,占据大部分主流的媒体并不是处在朝野平衡的点上,反倒是处在你一就不听不看不摄取资讯,另一就选择使用。当然,你大可说媒体的多元,但是单纯从媒体种类的普及及免费使用,那些透过国营,抑或免费的私营都是牵扯选择权。透过另一种形式,并不是同等抑或相对的底廉。也无法衡量在群体曝光于小众曝光所带来的影响,这也恰好推翻所谓的政治干涉与言论自由,表面上看没有直接关系,实质上是直接的影响。
例如,国营电台被执政者私有化,目的化与操纵都不健康及深深影响言论自由。
我们不能把政治任命者离开当干涉言论自由,却可以在支配与群众影响取得另一方面的推翻。例如:是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政治干涉与媒体被操纵,这是关于涉入的部分。
所以,我想如果市场是被垄断。我们必须确立另一种情况那就是说听众在没有选择权下做非政治的选择,也就是说目前出现也是所谓及为什么蔡细历只言不干涉,不说自己可以如此做。背后的道理就是商业与政治利益是交互,也不容割舍;却仍只出现惟有清谈节目性质被严厉的管制及节目不是被取消就是不断的在议题上设限。很明显直接都与言论自由有直接利害的关系。
我们无从从商业利益来捍卫言论自由,也无从可以透过听众力量给予透过原有媒体的松绑,反倒我们出现的只是杯水车薪的座谈与许许多多的声援与抗争,这些当然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态度。
把问题设限成潘永强《频谱全民化比百万听众更重要》文章的逻辑,抑或挺珈玛运动更或者像mksow不挺珈玛的思维能力逻辑。
我们回到问题根本来看,如果单凭粉丝民粹,商业利益或许足够让珈玛恢复声音,却未必可以做到过去他们言论的自由度与自主性。
再者,破除凭粉丝民粹凭商业利益为考量的迷思,我们必须清楚知道哗fm当年是整间电台消失。许多节目从此不见光日,抑或尺度不断萎缩,这些粉饰天平的也不能触及群众要求的最低底线。
或者再思量杯葛对于媒体的尺度自由根本没有带来任何实质的改善,反倒只缩紧现有既有的依据族体听众为本的媒体的另一项顾虑。那就是越来越少!
再思考伸张,必须把根本的症结捉紧,只有开放媒体的竞争空间,言论自由才有所改善,如果依据现在当政者是思路问题的狭隘与僵局。前路,只有人民认清问题,提出合理的要求是选民当家作主的最基本的权益,如果都做不到,说什么民主自由与选举的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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