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国历史,我发现中国最早的共主方式,仍然是争战与掠夺产生,不能以德服人;结果衍生两种极端的形态,一种就是奴隶制度,奴隶的意思就是有人的主人,人变成东西;除了在公推与禅让阶段,其是百姓对于成为奴隶有一定的反感,但到了家天下或篡位得到的天下,人已经渐渐的失去自我,连挣扎的可能性也降级到最低,就算称臣,也变成完全不敢显示异心的,卑职或奴才或其他字眼。
这形象的出现,我们可以发现农业社会制度会远比游牧或农牧社会混合体来得需要守规矩。所以定居的人在元朝有所谓被元代圈地所害,丧失土地的人就算是奴,也不是什么奴隶而是难民,饥民或不安定因素。
由此可见,部落的形成是在于非常原始的定居开始,也就是所占用的区域有相对的富饶与安稳,所以在比较稳定与思考如何不失去原有土地下,人害怕侵略,学习结盟。既然是结盟,那就出现彼此只服从自己认定的从者,这些让自己服从的人必须是强者,因为无论是农业社会制度会远比游牧或农牧社会混合体,只有强者可以保护自己。
既然是强者,所以首先依据的是个人条件。在尧舜之前,部落已经出现公推的习惯。这习惯在蒙古人,契丹人,女真族或是鲜卑等士族的出现,都是来自这些习惯,问题是除了中国历史以外,公推原本是最民主,为什么有人更推崇禅让?况且,除了中国历史外,其他的部落主要还是采取公推,家天下或不幸发生篡位事件。很少情况需要所谓的功德与功绩声望来衡量一个人足以胜任。
所以尧舜之辈从武力强者的形象衍生成以德行为主轴,这才有后来的儒家鲜明的想与他们认定的不同文化区别话,以文化治国的界定,也是基于这些以德行文化为表彰,所以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经由被侵略后也被兼并融合,这是非常有趣的政治现象。
问题却出现在于现代人仍是依据公推制度,民主选举就是公推!对人不对事,也是公推的习惯,所以我们发现公推比较禅让制度有个好处,那就是避免垄断,也避免当朝者(最大权力者)对于自己权力家天下或禅让。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禅让与公推,我们会发现禅让并不如公推更取信于民,因为是领导人直接把位置传给新的领导人,没有经过民意考验,也没有顾及平民群众服气与不服;更可能当年所谓禅让只是回避领导想替代但是找不到他们更是众望所归的说法,抑或只是找说服人的说法;一般上在崇尚公推的制度,个人的威信是相对于弱,公推是近乎与集体领导的另一种变化推选,而禅让是建立个人威望,推崇趋向于极端的领导,所以就因为可能由于权力过于个人化及外围群众被收编,在中国远古,契丹人历史都因此变成家天下。
禅让不好吗?好大程度上是。因为德行可以伪造,可以加以怂恿或者加以夸大,况且只有大事发生的年代才有大功大德者,没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禅让就露出破绽,为什么必须把领导位置给了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以德服众的做法还是不觉体的。
曹操也曾以想行篡之实,谋禅让之名。由于中国文化中,这些破坏规矩的,招惹骂名;所以文化的忠奸其实也是两面刃,像王莽等已经不足以如此做,只因为要欺名盗世,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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